颜守民教授二三事
钱倩
颜老教我怎样做好临床儿科大夫
那是1947年夏，我经我校的寄生虫老师洪式闾教授推荐，第一次拜见颜守民教授——江苏医学院附属儿科主任。当时我是才毕业一年的六年制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做完第一年内儿科住院医师，但对儿科临床真正知道甚少。我还记得有一天来了一个几个月的婴儿，啼哭不止，家属说是腹痛。我当时想，啼哭和腹痛是儿科的两大常规症状，病因有多种，但是究竟如何进一步明确诊断和及时正确治疗心中无底。颜老来查房，叮嘱注意是否为肠套叠，注意腹痛发作后大便是否带血丝。我赶快去翻看儿科学教科书，重温婴儿肠套叠的特点，当天下午颜教授不放心，又来看了一次患儿，并请放射科会诊，明确诊断及时治愈。
就这样在颜守民教授的指导下，儿科每周有定期的早查房制度，每月有特殊典型病例的讨论会。病房有自己小小的实验室，能及时做大小便检查和血样本的初步检查，能及时对疾病做出初步诊断。
颜教授常叮嘱我们为了结合病人的动态变化不能只看化验单和X光报告单或其他化验单结果，应结合具体病人的情况向有关科室讨教，参加讨论以提高诊断水平和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因此儿科就建立了每周与放射科一起读儿科病人的X光片的制度，我为此获益不少。
颜老带我开展儿科医学研究
颜教授的观点是做了几年儿科临床大夫后，若要提高医疗教学水平一定要做研究工作。要开展研究工作就要多读书，多看杂志。颜老后来做了医学院院长、人大代表，有许多的行政工作，但他仍带着一个笔记本定期或不定期到图书馆阅读中外杂志，有英文、德文、日文的儿科杂志，还自己写笔记。
20世纪50年代末，颜老教我做纸上电泳的尝试。当时中美断交，我只能从杂志上找到零星的资料。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用什么纸，于是我就从白报纸、油光纸、吸墨水纸、滤纸等试起，最后做出来中国的宣纸是很适宜做纸上电泳的纸。60年代，我们又开始摸索用国产琼脂做免疫蛋白电泳，当时实验室有宋模全大夫做助手。我们每次做好以后，总把我们的实验结果的看法和样本向颜老汇报，并请他指教。当时我们就看到在急性肾炎的早期补体C3的明显减少，在肾炎恢复期补体C3的恢复是重要的敏感指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篇资料就锁在颜老的抽屉里了。
颜老鼓励我招收研究生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培养研究生，当时颜守民教授已过古稀之年，但仍恢复院长职务，并且是人大代表。当讲到要恢复招收研究生时，他找我谈话，问我能不能做他带研究生的助手。当时我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乳腺癌手术后的虚弱，觉得身体和心理均需调整，颜老提出的要求，不禁使我回想起我挨批斗时他陪斗及我到儿科从师所受的教导和关爱，但是我又觉得我自己没有做过研究生，不知道研究生的题目从何而来，研究生的学习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研究生写论文要达到什么水平。最后我鼓起勇气回答他：“我全力以赴！”经过这样的培养锻炼，后来我成为可以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
颜老治学严谨，我们参加学术会议都要带上一份自己写的有一定水平的文章。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总结，请他审阅。他看了以后，认为内容一般，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给我退了回来。通过这次指点，后来我参加学术会议就相当认真，会仔细倾听各位专家的发言，以启发自己今后寻找科研的方向。
颜老支持我恢复重建儿科系
颜守民教授非常关心儿科队伍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末，儿科的常见传染病如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症、脑炎等还没有得到控制，儿科大夫忙得不得了。许多儿科大夫毕业多年早已是讲师、主治医师，但仍做着住院医师的工作，日日夜夜地忙。1958年，颜守民教授一下子为我们留下8个医学院毕业生到儿科，真使我们喜出望外。这8位儿科医生，现在都早已独当一面成为部门的带头人。
“文化大革命”后有一天，恵浴宇省长召见颜守民教授和我，叮嘱恢复儿科系（因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曾办过儿科系）。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回来把消息告诉大家，这给儿科系很大的鼓舞。这样颜老扛大旗，我们紧跟上，为恢复儿科系而努力。
1979年，省卫生厅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希望有儿科医生出来做儿童保健，以便让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孩子的健康比较放心。我答应了，颜老也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和表示对政府政策的重视。
颜守民教授以92岁高龄仙逝，至今已20余年了，但他的慈颜、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治学严谨的科研作风、为儿科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激励了无数后人。
（摘录自陈琪，沈洪兵主编，welcome皇冠地址校史（1934-2014）[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9:712-13）
